[摘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资料集成与研究，通过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集中反映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时代背景、现实挑战、独特创造和经验启示。文献资料集中反映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集中反映和揭示了党的奋斗历史所蕴含的政治本色、优良传统。
　　［关键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史料集成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5-0137-08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资料集成与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主要革命根据地史料集成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成果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主要革命根据地史料集成与研究井冈山卷”的一部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献资料集，主要收入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湖南省委、中共福建省委、中共广东省委、中共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井冈山根据地所涉各县委的决议、决定、指示、通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县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人物关于党的建设内容的访谈、书信、回忆。
　　这部分成果既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省委、军委、湘赣边界党组织、地方党组织推进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党的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全局性重大问题、党的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集中反映和揭示了党的奋斗历史所蕴含的政治本色、优良传统。
　　一、文献资料反映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时代背景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着独特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疯狂镇压革命势力，国内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更加剧烈。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群众惨遭杀害。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大革命失败后所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激化。所以，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仍然是深厚的，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到来。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通过《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要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转变，并具体部署了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相继部署在中国中部、南部、东部、北部和西北部12个省，举行了近百次规模不同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失败后所保存的武装力量，也先后都转入了游击战争，创建了小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特别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余部、八一南昌起义余部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行程。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二、文献资料反映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现实挑战
　　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工农红军，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的。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要建设一个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党，因此，必须先解决党的建设实践中面临的一些困境。
　　(一)党的阶级基础薄弱
　　从中国全局看，工人阶级总人数不多，而根据地内党的建设，又面临着农民出身党员占多数的客观现实。曾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永新：同志700以上，党员的成分大多数是农民。莲花：党员的成分也大多数是农民；酃县：党员成分多农民；遂川：党员数约二百余，其中大半是农民；宁冈：党员多数为农民分子。”[1]P271杨克敏当年在湘赣边界对党组织及党员基本情况的调查、考察是非常认真和仔细的，他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为了解边界当时党组织及党员的状况提供了十分完整、可靠的数据。报告所列永新、莲花、酃县、遂川、宁冈5县党组织的情况表明，边界各县党员成分均“大多数是农民”，文化水平很低，无产阶级政治意识较薄弱。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曾感慨地说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2]P77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村游击环境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其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二)地方主义严重
　　湘赣边界经济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有些地方甚至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在边界，除了县城有某些小型工业外，广大乡村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耕作技术十分落后，许多山区还是用人力拉犁地。商业极不发达，不少地区仍沿袭古代遗留下来的“日中为市”的圩集。“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家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的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笼统的说，边界的经济较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1]P248湘赣边界丰富的物产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乡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为边界武装割据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是，在缺乏民主和工业不发达的农村进行根据地建设，特别是进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项十分困难而艰巨的任务。因为在这种小农经济之下的农村，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严重的地方主义。加之根据地地处边陲，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因此，“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2]P74为此，毛泽东曾深为感叹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2]P74毛泽东在此为什么会发出如此的感叹？是因为“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2]P74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格格不入的。“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这是危险的，只有利于阶级敌人。”边界的地方主义，是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在地方主义盛行的地方，“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因此，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去组织共产党，当然是不容易的事，这是环境上的困难。”[1]P274
　　(三)尖锐的土客籍矛盾
　　边界党的建设，还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困难，就是土客籍矛盾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2]P74 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十分特殊而又尖锐的问题，在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县，都有土客籍的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这种土客籍的宿怨，按理是不应该引到工农革命队伍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党内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当年在根据地内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反映了边界党与红军中尤其是在宁冈的土客籍矛盾。所谓“土籍的党”，指的是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所谓“客籍的枪”，指的是边界军内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土客籍势力因为历史上的宿怨太深，党内一些同志受其影响较深，一时难以超脱，加上土籍劣绅经常带领敌人“进剿”农民自卫军，客籍人深受其害，所以，土客籍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后来还愈演愈烈，从中共宁冈县委延伸发展到中共永新县委和边界特委。“土客籍的矛盾，本质是地主阶级和客籍农民之间的矛盾，但却把阶级矛盾掩盖着，不利于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土客籍矛盾的危害很大，敌人常常利用这个矛盾挑起械斗，破坏革命势力。”“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2]P74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的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10月、11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由此可见，土客籍矛盾在边界党的建设过程中，给党的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四)“左”倾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目标和前途问题，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一度提出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目标，这显然是超越中国实际的“左”的政策，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这极大的影响到了中共中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
　　1928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又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在纠正当时中央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混淆革命阶段的盲动主义错误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决议案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却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共产国际要求中共要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认为只有中心城市的革命形势才能带动农村的工农运动，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暴动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市发动暴动。而建立井冈山、中央苏区等农村根据地的策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最终“必致失败”。
　　但历史真相恰恰是，这些错误的指导才是农村根据地遭受重大挫折、党的建设遭受重大损失的根源。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都以组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为中心工作，特别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险恶环境下，冒险和勉强发动的城市罢工和武装暴动，都以失败而告终。致使几个月内就有中共的十几个省委遭到破坏。
　　(五)党政关系问题面临复杂情况
　　党对苏维埃政权实施领导，是党政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战争年代下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使得这一原则在中央苏区时期执行得并不理想。具体表现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着“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状况。党委直接命令苏维埃政府甚至代替苏维埃政府的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苏维埃政府中党团的作用发挥得很差。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刘作抚1930年7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各级政府成立有党员(团)，由各级党部指挥，但是政府不健全的很多，党团不健全也很多，所以好多事情都由各级党部解决，由政府会议议决通过执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党部代替了，就是西南政府也是好些(如此)，所以引起政府人员的不满意……还有更小的日常事情农民都要求来党部解决，因此使群众认识党部而不认识政府”。[3]P247
　　三、文献资料反映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独特创造
　　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如何破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毛泽东和井冈山前委、湘赣边界特委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党的建设一系列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一)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架构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和组织体系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到达永新县三湾村，针对部队建制已经不健全、军事失利后引起部分人的悲观失望思想、残存的军阀作风抬头等问题，对部队进行改编，是为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部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原则。这样，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排设有党的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并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专门做党的工作，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士兵开展群众工作。整个部队处于前委的领导之下，从而，奠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架构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系。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的—个重要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后来，毛泽东曾总结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则。”[2]P65-66 同时，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哪一连党代表较好，那一连就较健全些”，“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2]P74三湾改编距离今天虽然已经80多年了，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原则和基本制度，在党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历久弥新的科学性。“支部建在连上”，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建党建军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能够抓住普通党员的一个最佳组织形式和机制。“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有了不可替代的制度构架，也使基层党支部在基层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联系群众和党员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九月洗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致使党员数量猛增，最多时达1万多人。这些投机者最擅长的就是只凭局部形势而左右摇摆，看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这个根本。因此，“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是他们的本性使然。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决定了我们不能容忍这种同路人混迹党内。因为容忍他们的存在必然导致“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为此，清除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及其影响，纯洁党的组织，是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1928年“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2]P75这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著名的“九月洗党”。洗党的具体做法，一是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宁冈、永新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二是对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三是洗党之后，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九月洗党”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整党，只是着重组织上的清洗与整顿。但通过洗党，大批不合格的党员被清洗出党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在边界斗争中战斗堡垒的作用日益发挥出来。经过整顿后的边界各级党组织，“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这充分地说明，要保持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随着党的事业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地纯洁自身的队伍。
　　(三)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科学原则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些重大而突出的课题。一方面，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党的队伍要发展和壮大，就不可避免地吸收、接纳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另一方面，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身上所具有狭隘、自私弱点又极大的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如何科学建设一个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党，就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身处井冈山、中央苏区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一线的毛泽东等人，面对的这个问题更加直接，对于解决这一课题的认识显得更加迫切。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著作，针对根据地党的建设系列问题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注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同时也在组织上建设党，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等一系列重要原则。
　　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就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到1929年底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农村革命战争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举措，标志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观点已臻成熟。围绕思想建党原则，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观点，主要包括：一是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保持党的先进性；二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红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确立政治委员制度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四是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加强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古田会议提出和阐明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方针，是在当时独特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探索，也是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的重要发展。古田会议提出一系列原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基础，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占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制定了一条科学建党路线。
　　(四)确立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党性的科学途径
　　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在中央苏区时期，将思想政治上升为制度化规定，不断用革命思想教育干部战士，启发觉悟，增强党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创与建设，都是在艰苦卓绝条件下进行的。红军、根据地和党自身能够不断发展和壮大，一靠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二靠广大党员和战士有坚定的信念、实事求是的勇气、勇于牺牲的精神、优良的作风、坚韧的意志，归根到底是靠这些正确的理念和观念灌输后，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党员干部的坚强党性。而人民群众的革命自觉性、党员干部的党性，正是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树立和提高的。1930年，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就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部工作纲领》，这是党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准则，同年冬，中央根据朱毛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条例着重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靠军事技术，更重要的来源于政治觉悟。实践证明也是这样，从教育内容看，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鲜明的党性，教育的效果是增强了党性。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正是通过对群众和党员干部开展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的教育，极大地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增强了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五)加强党的民主与作风建设
　　为了克服边界党内存在的不民主的作风，在党内形成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和边界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党的纪律：“特委县委都设有4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的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各级党的机关，必须健全组织，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党应该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涮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1]P188-189
　　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是切中边界党的时弊，也是比较得力的。正是因为毛泽东和边界特委高度重视边界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才使边界的党日益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轨道。
　　四、文献资料反映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围绕如何建设一个领导革命的党，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回忆录部分。
　　(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初步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井冈山、中央苏区的创建，既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这一思想路线的成果，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党的思想路线形成的实践基础。
　　党成立以后的工作重点开始就确立在城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击，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目标也是城市。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城市是国民党独裁统治力量最强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目标的革命行动，使大革命失败后的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和削弱。
在秋收起义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失败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果断否决了再攻长沙的提议，作出了率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决定，引兵井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实践中把工作重心引向农村的开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我们党内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并没有彻底转变。因此，他们对根据地的政策指导中，常常出现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城市中心的革命思路，严厉批评毛泽东、朱德等坚持农村武装割据的主张是所谓“农民意识”，要求毛泽东深刻了解自己的错误，转变到城市中心论调上来。毛泽东在实践中对“左”倾冒险错误、“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灵活地抵制，同时，利用战争的空隙时间，在井冈山作了大量调查，毛泽东从深入实践的调查研究中，得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结论。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是党的理论建设的光辉成果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创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在实践中走上了“乡村中心”的道路。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至1930年，开辟了以赣西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过三次反“围剿”之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这样，从大革命失败到1931年，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率先成功地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光辉成果。这一成果既包括开创井冈山、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实践斗争，也包涵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内涵。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内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特别是1930年发表的《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篇章中。毛泽东在文章中鲜明提出了共产党在农村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崭新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一代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遇事先翻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它本身就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最终还有效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个重大新课题。因此，这是对马克思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光辉成果。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局部执政提供了有益探索
　　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都有过丰富的论述，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设学说，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情、党情不同，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的普遍指导作用下走适合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环境，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基本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具有时代先进性、又有广泛代表性、能胜任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道路，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国家形态的政权，开始局部执政，但其外部环境却是被国民党分割和包围，各根据地之间没有实际区域的贯通，加上农村根据地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的分散性，这对于需要建设集中统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来说，也是一个从未遇到的新课题。
　　面对各种挑战，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党的思想建设上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在组织建设上，通过“抓好支部干事班子建设，便党支部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制定、颁布支部工作条例、法规，使基层支部工作有章可循”，“建立中心支部的模范支部”来“抓好典型、以点带面”等措施使党的基层党组织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在作风建设上，树立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等作风。在制度建设上，从实践中探索了一些成功的做法，运用到党的建设过程中，如：(1)支部建在连上制度。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的制度建设上的第一个举措就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确立了组织基础的保障。(2)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在三湾改编时，在部队各级建立和健全起党的组织，规定了组织框架的设置后，做到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在此基础上确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重要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这就是我党在工农革命军建立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到了中央苏区时期，积极推进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提出了“各级党委会必须有经常科学的分工建立各部的工作”的要求。(3)党代表制度。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前委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连以上设党代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党代表的职责和任务曾经有过明确的规定：“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的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同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1928年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颁布了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例——《党代表工作大纲》，党代表制度在井冈山以制度化形式予以确认。
　　成果以历史文献、资料为载体，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内容、重大事件进行了集中反映，各部分内容既单独成篇，又共同构成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情况的真实记录。这些真实记录，也反映了当年革命前辈用热血和忠诚在井冈山铸造了共产党人灵魂——井冈山精神。
　　任凭岁月峥嵘，光阴流转。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其实是再一次回头仰望井冈山革命先辈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从他们身上又一次深刻地感悟了奋斗与牺牲的含义。健在与倒下的身躯，在文献的忠诚记录下，共同标注平凡与伟大的坐标，体现出为国的大我价值，彰显出开拓创新的魅力。
　　传承就是继承，传承就是弘扬。文献中的井冈山精神，它是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政治本色，是今天的共产党人应当去传承的红色基因。生逢伟大的时代，进行伟大斗争，推动做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建设伟大工程，更加需要薪火相传，凝聚井冈山精神的力量，奋力谱写中国梦的时代篇章！
 
[参考文献］
[1]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江西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