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它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都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正如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所言：“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步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洪湖缘何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我看来，除洪湖区域具备毛泽东关于建立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条件外，还应该从洪湖独特的地理位置、较好的群众基础、实行经济民主、开展“反文化围剿”及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等主客观因素去思考。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群众基础是洪湖地区形成革命武装割据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湘鄂西根据地发展史》《洪湖志》等著作，对洪湖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均有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部分写道：“位于武汉、沙市之间的洪湖地区，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地理位置重要。”周逸群在《鄂西农村工作》《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两个报告中指出：“这里由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等数十个湖泊组成，总面积近千平方公里，通称‘千里洪湖’”，“洪湖地势之好，可以实行‘跑兵’政策”（“跑兵”指迂回游击）。许光达曾回忆：“洪湖地区在大革命时代就有党组织，农民运动也较开展。”1928年1月18日，贺龙察看洪湖岸边的剅口地形时对周逸群说：“这一带像水泊梁山，将来我们要是在这里安营扎寨，敌人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我们不得。”由此可见，贺龙、周逸群等人以洪湖为中心创建革命根据地，看中的是这里湖泊塘垸众多，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具备创建河湖港汊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同时群众基础好，也为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建立革命武装和不断战胜敌人是洪湖地区形成革命根据地的根本保证。1927年，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洪湖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指明了方向。党在洪湖地区成立了“中共鄂中南部特别委员会”，具体指挥洪湖地区的武装暴动。9月10日，洪湖西岸的监利剅口和洪湖西北岸的沔阳戴家场，同时举起“秋收暴动”的大旗，拉开了洪湖地区土地革命的序幕。洪湖沿岸的监利瞿家湾、柳家集、桥市、三官殿、螺山、沔阳的府场、郑道湖、小沙口、白庙等地都举行了暴动，在武装暴动的基础上，创建了洪湖地区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抵达洪湖开展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1929年6月，洪湖地区的游击队在监利三屋墩整编为“洪湖游击总队”（后为鄂西游击总队），正如周逸群所指出的：“洪湖游击大队不如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分军队作基础，士兵的成分完全是农民自愿军。”后根据中央的指示：“鄂西可成立一师，师的名号由你们自定。”不久，“洪湖游击总队”在沔阳峰口镇改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1930年2月5日，独立师一、二纵队会师于监利汪家桥，升编为“红六军”。红六军深受群众拥护，广大贫苦群众“莫不称道红军好”，鄂西特委也向党中央报告：“红六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了。”2月7日，红六军在监利誓师出征，先后攻克了大批集镇和县城，击溃歼灭了大量敌军。红六军连战连捷，为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游击区扩大到17个县的广大农村。1930年4月10日，在石首调弦口皇陵庙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标志着洪湖苏区的形成。
　　实行正确的斗争策略、广泛发动民众参与革命是洪湖地区形成革命割据并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的历史动力。一是坚强的党组织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根本保证。根据地内党的区乡政权，农协组织，农团、少先队、妇救会等群团组织逐步建立，为湘鄂西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周逸群指出：“党确实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支部能够应付该区域的政治环境”，“监利、洪湖附近一带，纵横约五六十里，完全成为割据的形势，很能得到当地群众热烈的拥护。”
　　二是在根据地内广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1929年12月召开的鄂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指明了“只有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规定了土地革命的步骤和方法，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颁发“土地使用证”；1930年春，监利县《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九条规定：洪湖为大宗渔业生产的湖水，同时它又能供给农业的燃料和肥料，因此也是社会生产上的水产基地，应归苏维埃管理，同时探索了河湖港汊的分配使用问题；同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大纲》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革命法令》，明确要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并提出具体标准。如规定虽“兼雇用少数工人耕种”，“但其土地数量与其人口需要刚刚相符者”，“仍不失其为中农，不能因其少有余裕认为富农”。
　　三是成立文化委员会，打造湘鄂西革命运动“喉舌”，进行“文化反‘围剿’”。周老嘴、瞿家湾设立列宁室，开辟图书馆、讲演所和阅报室；在“逸群书店”里，可以购买到从上海等地运来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国巴黎公社》等几十种革命书籍；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县红色政权等相继创办出版了《红旗日报》《工农日报》等红色报刊；洪湖苏区军民成立“战斗剧社”，创作红色歌曲歌谣，如《洪湖水浪打浪》《赤卫队歌》《一盏红灯照洪湖》等，有力推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29年，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其一切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重视思想教育和革命文化是我们党的重要传统，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各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征集并编制各种表现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四是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有效地打击敌人，扩大红军影响。这就是：游击战争是随时进攻的，而不是保守的；不攻坚，不打硬，但决不是逃跑主义；要求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游击得越宽越好，不死守一个地方；分散游击，集中指导；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这些战略战术后来成为毛泽东系统论述中国革命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源泉。
　　五是实行经济民主政策，促进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这些措施包括：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允许正当贸易，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建设军需工业和发展个体民用手工业，如湘鄂西造币厂、红军被服厂、剅口匡家老墩兵工厂；成立苏区商业机构，分为经济公社（又称苏维埃店，也叫红色商店或红军商店）、生产消费合作社和个体商店三种形式，执行“赤区经济务须与白区相流通”的政策；按一定累进率收取农业税和营业税。这些经济政策活跃了苏区经济，为革命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作者:张友君 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