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7月10日起，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正式施行，彰显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党内监督、规范巡视工作的坚强决心。其实，巡视作为监察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早已有之，经不断完善到近代已发展成一套较为规范的巡察体系。中共汲取了当中的宝贵经验，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已有研究多从宏观上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创建和发展的历程、历史动因与特点、主要内容与作用、经验与教训等，【近年来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张树焕、晏晓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演变与启示》，《前线》2016年第11期；张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制度建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何益忠：《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回顾与反思》，《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凌海金、杨会清：《革命动员、群众路线与巡视制度（1931—1934年之间）》，《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张宏卿：《苏区时期的党内巡视制度》，《湖湘论坛》2017年第6期；张宏卿：《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巡视员群体》，《河北学刊》2018年第1期，等等。】而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上行、下行巡视概况、主要巡视员履职情况，以及巡视工作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传播等关注较少。本文将以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例，深入考察中共早期的巡视工作，为当下实现巡视全覆盖向全国深入推广提供历史借鉴，锻造巡视监督利剑，探索自我净化之路。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之巡视概况
　　中共创建伊始，就在党内开展了巡视工作。中共二大首次提出设立中央特派员，此后不断加大对巡视员的派遣力度。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的监管，确保自上而下的绝对领导与信息畅通，并赋予巡视员较大的权力。1928年10月8日颁布了《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对巡视的目的、人数、期限、任务、注意事项等作了详尽的规定，如“中央，省委，县委，特委都须设专门巡视员”，【《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192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明令要求各级党部遵照执行。中共在巡视制度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亦加紧了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步伐。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巡视工作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从中央到省委、特委，直至县委、区委都设有一定数量的巡视员，他们会经常或不定期到所辖地区及下级单位开展巡查，督促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上级的最新指示，加强对地方党组织和红军的指导，对特殊问题有权开展调查与紧急处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该时期的巡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级对红四军、湘赣边界特委的巡视，湘赣边界特委对下辖红色政权的巡视。
　　首先，井冈山时期的相关巡视文件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巡视工作状况。由于当时上级层面巡视工作比较到位，因而透过相关巡视文件，相应巡视工作开展情况可见一斑。比如《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1928年6月15日）、《巡视员向中央报告湖南情形之一段》（1928年7月2日）、《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朱毛军队、湘赣边界及湘南情形》（1928年7月）、《青年团湖南省委巡视员王正道向中央报告——湖南军事政治情形及团体工作策略等情况》（1928年7月）、《湖南省委中央巡视员给毛泽东、朱德转军委信——在目前全国及湖南形势下应执行的工作》（1928年）、《中央巡视员贺昌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信》（1928年11月6日）、《罗寿男、尹永行关于江西军事情形报告》（1929年1月30日）、《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日）等，就分别从形式、内容、工作策略和影响等方面，多方位展示了井冈山时期上级对红四军、湘赣边界特委的巡视工作状况及其主要成效。
　　在1929年6月6日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二号）》中，提到：“省委巡视员夏尺冰同志3月24日由平江给边界特委各负责同志的一封信，经过1月另3天之久，才到达边界特委。夏同志此信对于六次大会重要决议案郑重昭示我们，使我们对此次大会各项决议案更加明了，这是很好的。但此对湖南政治情形全未提及，使我们心中悬念的湖南状况，无由知其梗概，这是我们引为憾事者。所幸省委不久能派得力巡视员来此，届时当然能满足我们的愿望。”“江西省委又从未派代表到过边界，边界曾经派人到过江西省委请派代表巡视边界，竟未邀得光临，这是边界各级党很失意的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二号）》（1929年6月6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24页。】可见，湖南省委对湘赣边界的巡视工作还是比较正常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江西省委未能把人派到井冈山巡视。
　　以上这些都是中央、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等巡视员向中央或省委等介绍井冈山斗争的调研情况，及向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从数量、频率和内容上看，上级层面的巡视工作是比较到位的。
　　当然，由于敌人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使得湘赣边界往往不能及时获得上级的指示，所以曾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即杨开明）于1929年2月25日提交了一份《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呼吁：“望中央看边界的工作，作一个重要省分〔份〕看待，与边界建立密切的交通关系，经常的用书面并寄文件去指示工作，经常派巡视员去实际指挥工作。”【《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79页。】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做到对井冈山进行经常性巡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其次，井冈山斗争时期下级层面即六县一山的具体巡视情况如何呢？还存在哪些问题呢？这也可以从当年的各种报告文件中窥见一二。
　　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于1928年10月5日在宁冈步云山召开，通过的决议案中指出了党在过去的工作失误，“上级与下级隔开，上级对下级也没有很好的巡视和指导。党只偏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并提出了今后党的改造措施，“特委县委都需有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还特别强调，“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亦须注意宣传工作的检阅”，“上级巡视员在检查各级工作时，亦须留心团的工作”。【《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8-195页。】
　　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在1929年3月17日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信中，提到了当时特委巡视工作存在的不足，并表达了今后加强巡视的决心。“临时特委更具体的决定特委常委会要改变旧日坐机关的错误，要实际加紧到下级去巡视工作，自县委起一直巡视到支部。要在巡视工作中实现扩大会一切决议，实际指导并帮助下级整理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同志，洗刷一切投机动摇不定的分子，纠正过去组织上一切错误和同志的错误倾向。详细的报〔告〕扩大会一切决议，指出边界过去工作的错误和同志当前的任务。同时特委认为党内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同时加紧。现在临时特委目前工作计划是准备一比较长期的巡视，达到边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实现。”【《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87页。】可见，巡视将成为特委长期努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四个多月过去了，巡视工作的成效究竟怎样呢？特委书记邓乾元于1929年8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检讨了边界党务工作的不足。“特委对各县仅仅在政治上尽了些指示的责任，其余宣传组织简〔直〕等于没有指示。”“因为工作人员不敷分配，巡视工作也不十分紧张，许许多多的工作计划，如关于宣传及组织方面，因此也变成具文。”【《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345页。】
　　可见，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多种原因，如国民党的封锁，交通不便，工作人员水平有限、人手不足，红军游击流动作战导致踪迹不定等，使得湘赣边界特委对下级各县、区的巡视虽然多次引起重视，但效果差强人意。许多有关巡视的好想法和工作计划，最终都成为一纸空文，比较遗憾。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之代表性巡视员
　　载入井冈山斗争史册的众多巡视员中，有四位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分别是周鲁、杜修经、彭清泉、涂振农。梳理他们的履职情况，并检视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历史原因，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考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巡视成效，并推至全国范围内各苏区巡视遇到的共同境况。
　　（一）周鲁
　　周鲁（1899～1928），湖南溆浦人。1928年3月上旬，周鲁以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军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宁冈砻市。
　　他带来了两条重要的上级指示。首先，传达了湘南特委决定：取消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师委成为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其次，传达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那么，湘南特委为什么此时要派周鲁来井冈山巡视，他带来的指示有什么依据呢？这要从几份党的重要文件说起。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这与中央攻打长沙的原意不符。1927年11月14日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先是撤销了毛泽东的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又指出：“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484页。】
　　中央于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去信，分析了长沙暴动未能实现的原因，同时指出了其当前的任务，并在信的最后写道：“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该部应在湘赣边境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这才算是尽了该部革命的职任。”【《中央致湖南省委信——长沙暴动未能实现的原因及湖南省当前的任务》（1927年12月31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64-65页。】
　　《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2月21日）也明确规定：“各特委军事科主任，同时须为省委军委的特派员”，“省委应派人到各区域去巡视改造特委、县委，并规定改造下级党部的方法。”【《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2月21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80页。】
　　可见，周鲁作为特派员被派到井冈山是有依据的，有权代表上级对井冈山的前敌委员会进行改组。周鲁到宁冈要经过白区，不能随时携带中央文件，所以只能凭借记忆，因而把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误传为开除党籍，就成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次不幸遭遇。在这一点上周鲁虽负有责任，但不能过分苛责，当时为安全起见，口头传达中央指示是通行做法，导致记忆的内容出现一些偏差也在所难免。好在不久看到中央文件，此事得以及时澄清。
　　（二）杜修经
　　杜修经（1907～2007），湖南慈利人。1928年3月任醴陵县委书记兼安源市委秘书、湘东特委委员。同年4月到7月，湖南省委先后四次派他上井冈山，前两次只到莲花，后两次才上了山，他以特派员的身份联系工作。
　　5月，湖南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之后，与井冈山只有三五日的路程。因而，为了加强与井冈山的联系与指导，第三次派巡视员杜修经上山。
　　据他回忆：“1928年5月以前的一个时期，井冈山根据地与湖南省委及党中央都中断了联系。为了取得联络，5月下旬，湖南省委第三次派我再上井冈山……并带了省委给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在茅坪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为红军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后，便说道：‘是的，应该这样。’然后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陪着我先后给二十九团、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军部排以上干部和被服厂、造币厂的工人作了传达。从此，便开始接通了边界与湖南省委的联系。后来，省委曾多次派了安源工人和干部到井冈山去，还经常送去了各种药物。”【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522页。】
　　杜修经此次对井冈山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并及时传达湖南省委的指示，打通了省委与井冈山的联系，回去后向湖南省委写了报告，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这次带来的指示和所交的政治报告，对于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他也很满意，有两个例子可以佐证。比如，毛泽东提出“希望修经同志就留在我们这儿工作，不要回省委去了，我们要在这里办一个红军大学，就请他来当校长”。毛泽东还提出让杜修经当他的学生，杜修经答应了。这样，毛就拿出自己在井冈山搞的许多农村调查给杜看。【杜修经：《四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22-423页。】
　　但两件事情引发了后来的“八月失败”，其一是6月15日杜修经给湖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据他回忆：“我到井冈山时，只是单纯地看到军事上的现实，只看到我们有多少人和武器，敌人有多少人和武器，仅仅看到这些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有经验的总结，但未被我所理解所认识，对这支武装的存在；边区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对边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和经受的锻炼；对如何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等都很不理解，很不认识。所以在汇报时，我只单纯地讲军事，没有汇报土地问题、政权建设等问题。”【杜修经：《四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24页。】正是这份汇报导致湖南省委作出了误判，以为井冈山情况危机，要求红四军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
　　其二，湖南省委于6月26日作出《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并第四次派杜修经去井冈山督促执行。杜修经到莲花得知龙源口大捷刚刚结束，在去永新的路上也考虑该如何传达省委决定。永新联席会议上，杜修经“首先表明了省委决定的不适宜，然后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对于省委的决定，由于我的表态，会上没有发生争论，只就省委的这个决定不适宜处作了讨论，并通过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524页。】截此为止，杜修经的巡视工作都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后来到达酃县沔渡，二十九团提出要去湘南，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在红四军军委扩大会上，杜修经没有坚持永新联席会议的精神，反而“导扬其焰”。当他送信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又不在，所以决定红军大队去湘南。
　　可见，杜修经的错误有二：他的片面汇报导致了上级的误判，他的纵容导致二十九团在湘南溃散。如此看来，他的巡视职责总体上未履行好。毛泽东很是生气，把杜之前的巡视成绩也一概否决，写信请求中央和湖南省委派人来指导工作，“但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像杜修经这样的人来”。
　　（三）彭清泉
　　彭清泉（1903～1931），湖南浏阳人。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湖南省委委员、省委农民部长彭清泉（又名潘心源、潘心元）到井冈山巡视工作。1930年1月下旬，他召集湘赣边界有关组织在遂川雩田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据1930年3月《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记载：“集中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召集西特边特五军委联席会议，合并边界特委为赣西特委。”“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西特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委边西两特委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除了接受了西特打吉安正确主张外，还决定后〔统〕一边界两特组织。”【《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以后的赣西南》（1930年3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181页。】可见，会议的主要内容为攻打吉安，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合并，成立红六军等。彭清泉作为中央巡视员，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决议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积极的、有益的。
　　但会议却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把党内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那么，彭清泉在这件事上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主要表现在会上的“一锤定音”，及会后的“推波助澜”。
　　《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湘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的情形》（1930年7月13日）写道：“这一会议的精神……坚决的与机会主义斗争，坚决的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坚决的解〔决〕袁、王。”【《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湘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的情形（节录）》（1930年7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1988年内部发行，第133-134页。】据1930年7月22日的《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记载：“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在永新宁冈因为事先布置以及方法上的问题，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九位同志开会，CY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现代史学会编：《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2页。】可见，彭清泉直接领导通过了杀掉袁、王的决定，并布置了诱骗捕杀方案。
　　1930年2月22日晚，袁、王带兵到永新参加特委会议。会议由彭清泉主持，他不点名批评了袁、王的一些做法。袁、王逐条进行了辩驳，最后双方拔出了枪，差点动起了武。彭清泉非常气愤，觉得对方目无组织，在心里更验证了特委的话。他当晚便与特委写信给红五军，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彭德怀对袁、王的部队比较熟悉，绝不至于武力解决，但这封信起了作用，尤其有彭清泉的署名。彭德怀的组织性比较强，只好先派部队去永新控制局势，不想失控酿成惨案。彭德怀后来回忆：“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当然，也包括轻听轻信了彭清泉的指示。
可见，彭清泉先入为主，事先并不完全了解情况，只听信了特委领导人的一面之辞，就轻易对袁、王进行定性，机械地执行党的六大决议中有关土匪首领的规定，并与特委一起预设圈套，陷害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有功之臣袁、王。对于此事，彭清泉负有重要责任。因为按照规定，他应该认真做调查研究，尽力调解好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而不是凭自己主观臆断，用组织行为武力解决其中一方。
　　（四）涂振农
　　涂振农（1896～1951），江西奉新人。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红四军内部出现了一场大争论。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七大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改选陈毅。陈毅后来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争论情况，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有很大提高。他带回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在红四军中耐心地做解释和纠正工作。12月召开的红四军九大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也消除了，进一步加强了团结，统一了思想。半年后的1930年6月，涂振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进入中央苏区，传达中央最新指示。
　　朱德、毛泽东见到涂振农后，都向他介绍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后来这样向中央报告：“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地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使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16页。】
　　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各自成长背景、工作阅历及对问题的看法不同，所以在党内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歧很正常。朱、毛两人坦诚相待，龃龉自然得以弥合。他们能在中央特派员面前诚恳地承认错误，剖析自身不足，反映了两人坦荡无私的胸怀。
可见，中央特派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事先充分掌握有关情况，进而客观地向上级反映，并帮助解决遇到的各种难题或纠纷。涂振农此次巡视红四军结束后，就向中央正确反映了朱、毛对之前矛盾的最新认识，及红四军对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贯彻，这些对于中央日后进一步作出有关指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巡视工作对井冈山斗争经验传播的重要影响
　　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处于秘密状态、红军处于分散游击、交通通讯不便的特殊条件下，巡视制度在传达落实上级的指示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透过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巡视工作对于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广泛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极大帮助了各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斗争经验。一方面，由于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及毛泽东等不间断地向中央汇报，加上井冈山斗争经验日渐成熟及其政治影响与日俱增，使中央对其愈加重视，并给予高度关注与肯定。中央陆续通过各种途径，向全国各苏区大力推广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以期成燎原之势。比如，通过中央主办的刊物（《红旗》《政治通讯》《军事通讯》等）发表文章，给各地的指示信，以及召开的全国性会议，都大力加以推广。
　　另一方面，中央还向各地派遣巡视员去传播井冈山的经验，有的还传到边远地区。1930年中央将井冈山的有关报告，如《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等文件进行翻印，并通过巡视员带到全国各苏区，以供它们在实际斗争中结合自身具体情况予以参考施行。这样，由于中央的重视，通过多种渠道，使井冈山的经验在全国各地快速传播。
　　根据组织原则，湖南省委作为直接领导，对井冈山的工作指导，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用书面指示、决议、信函等方式；二是派出巡视员上井冈山巡视检查工作，传达中央或省委的指示，如袁德生、朱玉湘、周鲁、杜修经、王正道等。与此同时，湖南省委还通过向各地派遣巡视员，或向党中央汇报等形式，把井冈山斗争的许多新鲜经验转而向全党、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推广，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
　　又如，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曹壮父到鄂东北，传达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及湘赣边党的二大的情况。12月15日，曹壮父向中央建议：实行大别山区的武装割据。鄂东北特委因此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加快了创建苏区的工作。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更是明确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7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的口号，以实现鄂豫皖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
　　左右江的情况也是如此。邓小平在中央工作期间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也熟悉朱毛红军的经验。所以他在1929年7月被派往广西时，也带去了井冈山的经验，并成功地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不久，邓小平等提出“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莫文骅：《红七军的诞生》，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页。】学习井冈山武装割据的经验。这样，井冈山斗争经验又得以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花结果。
　　井冈山鲜活的斗争经验之所以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广泛传播，北至东北，西至陕西、广西，南至海南，东至上海，并持续产生影响，如游击战术在抗日战争中得到运用，这与分布全国、数量众多的巡视员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通过结合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具体巡视工作，以审视中共早期巡视制度的规定、落实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巡视员作为一个群体，在总体上完成了中央或上级赋予的使命，实现了上传下达，推动了下级工作的开展。这些巡视员由于要经常游走于国统区与各苏区，以及各苏区之间，往往工作的风险性比较大，然而他们对党忠诚、百折不挠，克服了重重困难，许多人都牺牲了，而且没有叛变革命。可见，这支特殊的群体是靠得住的，党性是强的，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成绩有目共睹。
　　第二，中央和省级的巡视员群体，往往思想上较“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共早期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左”倾影响较大，导致很多人的潜意识中认为宁“左”勿右，希望中共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与国民党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是有些人年纪较轻，长期在大城市或机关工作，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不接地气、作风简单粗浮、走马观花，往往犯有革命的急性病。因而，在巡视工作中出现了一定乃至较大的失误，比如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三月失败”“八月失败”，以及袁文才、王佐的被错杀等。
　　第三，巡视制度的规定本身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在当时国内恶劣的环境下，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等原因，加上缺乏先进通讯器材而不能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导致巡视期限往往会突破规定的时间，或者巡视员的权力过大等。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要靠巡视员的个人品行和经验行事，中央对他们的约束不够或不及时等。其实，这也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共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待完善的地方。
　　总体而言，中共的巡视制度在不断完善，如中央苏区时期，巡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查处贪污腐败现象，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巡视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和部署，强调巡视工作永远在路上。当前反腐败斗争成绩斐然，这是中共早期巡视工作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在广大群众中反响强烈，大获民心。有了一套规范科学的巡视制度以后，如何用好这把“国之利器、党之利器”，则贵在严格执行与注重成效，以及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早期历史中汲取养分。要对巡视准确定位，它属于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须与其他监督形式配合实施；另外，巡视人员本身也要接受监督，而且是更严格的监督，在监督面前没有例外，也不应有死角。
　　（作者: bet356官网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