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６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并指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１］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高度，对遵义会议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研究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指明了方向。下面从四个方面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遵义会议的最新论述。
　　一、遵义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
　　遵义会议批判和否定了李德、博古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１９３１年９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到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左倾”路线危害最大的时期。这次“左倾”路线最大恶果就是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们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用“左倾”路线取代了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使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了全面的破坏，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最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的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理论，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职务被解除。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批判了毛泽东诱敌深入、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游击战方针。１９３３年初又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到１９３４年２月，毛泽东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具体领导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排斥。
　　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照搬苏联红军的那一套正规战战法，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一点也不考虑中国的国情和红军的军情，不了解红军的装备和特长，硬干硬拼，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遵义会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经验教训的总结，会议认为李德、博古“左倾”单纯防御军事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来源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与（对于）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于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２］２４－２５。
　　遵义会议肯定和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原则：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歼灭战、决战防御、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等，并认为这些战略战术是红军今后必须遵循的作战原则。
　　毛泽东主张应集中优势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在敌强我弱，敌处战略外线进攻，我处战略内线防御的情况下，要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五次反围剿以来，在红军和国民党军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致数十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面对这种态势，红军的战略战术应该怎样呢？《遵义会议决议》认为“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２］１３－１４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对红军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这就造成了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红军要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进行能战役的外线作战，就是以红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人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李德、博古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经常分散兵力，得使红军的兵力处处薄弱，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
　　毛泽东同志认为，由于敌人强大，红军力量贫弱，红军作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和领土的流动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的方法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是基本无用的。”“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３］２２８－２２９然而，李德、博古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在五次围剿中完全否定了运动战的原则，以短促突击的阵地战代替了运动战，由于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有重武器，而红军装备简陋、弹药不足、缺少重武器，这种阵地战的方式对国民党军非常有利，而对红军极端不利。《遵义会议决议》认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２］１３－１４
　　毛泽东认为，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应是整个战争的持久战与每个战役的速决战，应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而不是采取拼命主义。“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３］２３３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博古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同敌人拼消耗的拼命主义，以广昌战役为例，打了１８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毛泽东讥讽说这是乞丐向龙王比宝。《遵义会议决议》认为要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红军在有利的条件下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暂时退却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于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２］１７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遵义会议决议》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的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围剿’与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２］１１遵义会议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从新肯定和确立毛泽东决战防御的军事路线，这对于全党全军明辨大是大非，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战胜敌人，起到了重大而深远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遵义会议修正了中央红军过去确定的几次战略方向，确立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向是渡过长江，到川西北去汇合红四方面军，开辟川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原定战略方向是去湘西会合贺龙、肖克红二、红六军团。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央红军进抵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通道会议。在会上，李德、博古置已经变化的敌情于不顾，仍然固执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事实上，蒋介石早已洞悉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在中央红军北去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布置２０万重兵张网已待。湘军第一兵团刘建绪部８万人在城步、绥宁、靖县布防，中央军薛岳第二兵团１１万人在芷江、洪江、会同布防，高沟深垒，以逸待劳。南面桂军１５军、７军４万人在柳江上游布防，防止中央红军进入广西。这样，中央红军去湘西汇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意图不能实现，找不到战略立足点，处于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无容身之地。这时候，只有西面湘黔边境黔军力量薄弱，黔军主力布防在铜仁、石阡一线，防阻红二、六军团入贵州，黎平、锦屏一线仅有周芳仁第四旅３０００人布防。毛泽东审时度势，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改变原定战略意图，转兵贵州。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同，中央红军即进入贵州。
　　中央红军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确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认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情况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４］６０－６１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了《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新的行动方针》，认为“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以‘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４］７０－７１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加上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不便于红军扩红和筹粮筹款，而且黔北处于乌江和长江的夹江狭长地带，回旋余地不大，便于国民党军围剿红军，这样，中央红军在黔北地区打破敌人的围剿、站稳脚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遵义会议上，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向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建议，鉴于四川有红四方面军接应，且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交通不便、当地军阀有排外思想、蒋军难以向四川调兵，红军应放弃原定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改为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主张得到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赞同。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０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红一方面军目前的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进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的活动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要求红一方面军迅速转移到赤水县和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河，夺取渡河点，以便迅速渡过长江。”［４］９８由于国民党军在泸州一带的长江沿线有重兵把守，在此渡长江入川已经不可能，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改道经贵阳到云南渡金沙江入川，但去川西北汇合四方面军的这一总的军事战略没有改变，战争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确定的这一军事战略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撤销了“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恢复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对红军的指挥权，恢复了我们党指挥枪的一贯体制。１９３４年６月，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 “三人团”，全权处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党政军重大问题，所有战略转移的重大问题即不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也不让中央政治局成员知情，连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和中央军委主席朱德都被排斥在外，无权决策和知情。“三人团”的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５］２７７这就是说“三人团”是凌驾于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一个指挥党、政、军的领导机构，这在党和红军的政治生活和军事指挥上是极端不正常的事情。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６］４２
　　遵义会议以后，平反了一系列被李德、博古“左倾”机会主义制造的冤假错案，启用了被“左倾”教条主义迫害的陈赓、肖劲光等１０位红军高级将领。陈赓１９３３年因叛徒出卖被捕，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但李德、博古“左倾”教条主义怀疑他的清白，他的党籍没有恢复。长征时虽被任命为干部团团长，但一直在接受审查。遵义会议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代表组织找陈赓谈话，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在李德、博古“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错误思想指导下，在敌我力量巨大悬殊的情况下，１９３３年９月黎川失守，担任黎川保卫战的主帅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判处５年徒刑。遵义会议以后取消了对肖劲光的处分，恢复他的党籍、军籍，担任三军团参谋长。１９３４年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李井泉被撤职查办，遵义会议后，李井泉被起用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陆定一１９３３年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销了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遵义会议后，被重新起用，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二、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开始
　　遵义会议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盲目受共产国际支配和束缚的状态。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党的二大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方式限制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工作的自主性，就如周恩来说的那样“一般号召不能与各国实践想结合，具体措施替代了指导原则，变成了干涉各国党内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７］３０１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严重的教条化，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模式作为指导各国革命斗争的普遍真理，要求中国共产党也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大中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反革命的实力非常强大，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同盟军，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共产国际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认识和解决的问题。自１９２７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之前的１４年中，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非常依赖，许多重大问题和重大决议都听从共产国际或者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安排，重大决策和重大行动都要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召开的６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的，都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会议。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上风，表面上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实际上在党内大行其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统治，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１９３３年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以后，博古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国民党军的敌情、不了解红军的军情，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依靠并不准确的军事地图来制定红军的军事战略计划，造成了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
　　遵义会议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决策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结束了李德、博古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取消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改组了中央领导，重新选择了战略方向，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党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就是当的高层干部从失败中逐渐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结束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养成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８］２６８正如毛泽东同志１９６２年９月３０日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的：“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现实情况的。这一点，我想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你们也是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结果，南方的根据地全部丢失，经过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剩下不到三万人。这是不根据本国情况，机械搬用别国经验的结果。以后，我们接受了教训。从一九三五年起，开始总结经验，在抗日战争初期又认真总结了一次经验，制定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总路线—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路线。”［２］５６
　　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当时由于电台无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中共中央在没有请示共产国际和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撤销了“三人团”，批判和否定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认为“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极大的发展，自我批判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２］９６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毛泽东同志１９６３年９月３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谈到：“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住手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这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２］２５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９］
　　三、遵义会议坚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政策策略
　　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濒临绝境、危如累卵，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突破湘江之战，中央红军遭受重创，折损过半。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红一军团人，红三军团人，红五军团人，红八军团１０９２２人，红九军团１１５３８人，军委纵队４６９３人，中央纵队９８５３人。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只剩下３７０００余人（包括在贵州补充的５０００多新战士），其中一军团１２０００人，三军团１００００人，五军团５０００人，八军团全军覆没，九军团６０００人，军委纵队２０００人，中央纵队２０００人。除去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损失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的２００００万人，突破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３００００多人［４］３６０。中央红军缺医少药、缺粮少弹，没有后勤保障、没有根据地，在国民党军的反动宣传下，得不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是一支长途跋涉的疲惫之师，处境非常危险。
　　１９３５年１月，国民党军一黔北遵义为中心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东面思南、铜仁一线，有湘军何健的１０万大军布防，乌江一线有中央军吴奇伟的４个师部防；南面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在仁怀布防；北面有川军郭勋祺、潘文华部３６个团驻守赤水河以北；西面有滇军孙渡部４个旅在黔西、大定一线布防。总共４０多万兵力合围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地区。
　　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士气非常低落，不知道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怎样才能走出困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到长征初期，在李德、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拼命的逃跑、避战，处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部队士气低落。八九万大军只剩下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样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广大红军指战员迫切希望结束李德、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重新选择正确的军事战略方向和军事战略立足点，由毛泽东出来率领红军打胜仗、率领红军走出困境。
　　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红军找不到战略立足点，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在这样危如累卵的军事形势下，中央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就是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第一位的问题，这既是军事问题，也是其时其势最大的政治问题，其时其势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是要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取得胜利，解决红军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遵义会议主要是解决军事问题，表面上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实际上当时军事路线就是最大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会后，过去的路线都不能奇作用了”［３］３７３。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遵义会议坚持了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取得胜利，解决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个正确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一步步地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１０］
　　遵义会议前后主要的问题是战争，战争是大家明白看到性命交关的问题，“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还不完全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了解，当时如果提出解决“左倾”路线问题会使党内、军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对当时军事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左倾”路线并非马上要命的问题，可以慢慢讲。毛主席在当时掌握了这一点，以当时的环境，我们所存下的只有三万多军队，不解决“左倾”路线问题并不要紧，不解决军事问题，头就没有了。在遵义会议的进程中，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针对当时我党、我军的现实环境，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紧密结合，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以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根据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认识程度和觉悟水平，把会议批判的问题集中在军事问题上，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对博古同志的错误，不搞过火斗争，适可而止，对持保留意见的凯丰同志，耐心等待。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和分裂的危机。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谈军事问题，指出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其他的“左倾”土地问题、经济问题、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等问题都不谈，广大的红军指战员都容易接受，特别是能够团结原来受“左倾”政治错误影响比较深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有不同意见的凯丰等同志采取耐心的说服教育。遵义会议在当时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对“左倾”政治问题还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只解决“左倾”军事问题，不谈“左倾”政治问题，这是灵活的政策策略，促成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思维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因时制宜、开拓创新的能力。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正确路线的同时，要善于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把握好策略的灵活性［１１］２８７。
　　四、遵义会议是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
　　１９３５年１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扎西会议明确了毛泽东作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３月４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３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８月１９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沙窝会议，常委重新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毛泽东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全面、完整地思考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逐渐转化成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在胜利中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党经过了十多年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是长征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同志回忆道：“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２］１１９－１２０
　　遵义会议之前的十四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对共产国际的过度依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不深，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之前，对于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红军的战略目的地等问题在中共高层一直争争吵吵，没有达成共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朱周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以后，又加了陈云同志。”［１２］３０９刘伯承回忆说：“这次会议，胜利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了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２］１０３－１０４毛泽东当时的职务并不是最高领导人，但毛泽东在当时党和红军最主要的军事斗争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在长期处于军事斗争的第一线，在军事斗争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红军指战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同时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都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决策中实际上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一改过去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面貌生龙活虎、焕然一新，同样的一支红军部队，表现出了和遵义会议以前截然不同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四渡赤水，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三万红军甩掉了包袱、轻装前进，在赤水河两岸的崇山峻岭中来回穿插，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时而向南、时而向北，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四十余次作战，歼敌一万八千余人，中央红军摆脱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取得了遵义战役的巨大胜利，１９３５年３月２日的《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电中说：“（发五、九、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中区）各部首长：我野战军于二十四日克复桐梓，击溃守城黔敌两连，二十五（日）南下攻占娄山关，将黔敌杜旅两个团全部击溃，小部消灭。二十七日乘胜直下遵义城，击溃王家烈部守城约六个团，消灭一部。复于二十八日击溃遵城之薛敌五十九、九十三两师，追至乌江及鸭溪，俘获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其余溃散附近山中，残部分退仁怀及乌江南岸。此役计共俘人在两千以上，枪一千以上，子弹约十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俘敌团长一名，伤旅长、团长两名。”［１３］２３５接着，越过乌江，威逼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一路上过关斩将，用兵如神，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刘伯承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２］１０３－１０４
　　五、根据习近平关于遵义会议的论述，兼论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作为中共以及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对于遵义会议精神，也不断有专家学者和领导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至今尚未得到权威部门和中央高层领导的认可，尚无定论，还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原遵义市委讲师团李学东团长提出的五句话二十个字：“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１４］第二种观点是石仲泉教授提出的四句话三十二个字：“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１５］第三种观点是以徐静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贵州省委课题组提出的五句话二十个字：“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１６］以上这三种观点都用四言八句来概括遵义会议精神，但四言八句由于文字量少，无法准确的概括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
　　遵义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遵义会议批判和否定了李德、博古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遵义会议修正了中央红军过去确定的几次战略方向，确立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向是渡过长江，到川西北去汇合红四方面军，开辟川西北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撤销了“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恢复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对红军的指挥权，恢复了我们党指挥枪的一贯体制；遵义会议以后，平反了一系列被李德、博古“左倾”机会主义制造的冤假错案，启用了被“左倾”教条主义迫害的陈赓、肖劲光等１０位红军高级将领。遵义会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独立自主道路，遵义会议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盲目受共产国际支配和束缚的状态；遵义会议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决策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解决了其时其势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这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同时，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政策策略，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濒临绝境、危如累卵，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中央红军找不到战略立足点，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在这样危如累卵的军事形势下，中央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就是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第一位的问题，这既是军事问题，也是其时其势最大的政治问题，其时其势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是要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取得胜利，解决红军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遵义会议在当时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对“左倾”政治问题还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只解决“左倾”军事问题，不谈“左倾”政治问题，这是灵活的政策策略，促成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是长征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根据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对遵义会议作出的最新论述，本文把遵义会议精神归纳为五句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走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采取灵活机动的政策策略原则，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革命胜利的保障。”供领导和专家们参考。
　　遵义会议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创造和决定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在推动历史发展中拥有巨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１１］１０３－１０４全国人民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才能够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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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选集：下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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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１０］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Ｍ］．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７－０２．
［１１］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２］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３］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４］李学东．论遵义会议精神［Ｊ］．遵义党史党建，２００４（１）．
［１５］石仲泉．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４）．
［１６］徐静．遵义会议精神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作者: 中共遵义会议纪念馆党总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