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长征、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经笔者在中国知网查询，与 “毛泽东”“遵义会议”相关的学术论文有 110 篇，选题多集中于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重要贡献、遵义会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对中国革命的作用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鲜有学者专门关注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的具体表现。本文将着重探讨，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对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战略转移，究竟有没有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如果有的话，其历史贡献又该如何评价。  　　在中央苏区的后三年，毛泽东逐渐被边缘化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解除，后为周恩来担任，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一职也被选掉，改由张闻天代替。因此，毛泽东只能主持后方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严密经济封锁，为前方提供必要的战略物资。
　　1934年夏，始由“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重大事宜。“靠边站”了的毛泽东虽然未能参与红军长征的具体决策，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其一，4月下旬到6月下旬，到会昌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工作，起到了稳定南线的作用。
　　在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离开瑞金来到了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县视察并指导工作。通过在会昌前线和站塘等地的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与红二十二师的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文武坝，与何长工等领导一起谋划南线作战部署。
　　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说要处理好“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靠巧妙打出来的。不能按教条主义者在楼房里设计的那套洋办法，以碉堡对碉堡，那叫以卵击石。红军要保存有生力量，消灭敌人，只有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要善于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向陈济棠的部队和敌占区民众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抗日救国、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时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另外，再次强调了搞好军民关系的重要性。^[1]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后来何长工赴寻乌与陈济棠部开展统战工作，达成五项协议，以至红军比较顺利地突破粤军的前三道封锁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得知后，于6月22日致电周恩来，“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建议红七军团暂不南调，“在瑞金待机为宜”^[2]。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在毛泽东的辛勤努力下，南线出现了新局面，与北线连连告急的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心情好转，于是便有了《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国家郁郁葱葱。”^[3]
　　其二，6月下旬，到瑞金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红军转移的情况，特别是转移的方向与线路提出自己的建议。
　　此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准许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博古在未透露该消息的情况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对策与出路。毛泽东提议：在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应转移到外线作战；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4]会议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建议，不过派出红六军团到湖南中部去开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
　　如果加上半年前“福建事变”出现的良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红军行军路线的建议，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可惜都没有被采纳。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福建事变”出现了，“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而“左”倾领导人未采用，导致第五次“围剿”没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没持续多久就失败了。到后来，虽然去浙江行不通，但是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5]。可是，第二条计策又被束之高阁，导致第五次“围剿”最后完全失败，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选择了。
　　其三，9月中旬，到于都视察工作，查看地形，了解敌情，选择突围的路线，起到了为长征探路的作用。
　　经中央批准，毛泽东来到赣南视察，特别是了解敌情与地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基本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还掌握了敌军的布防情况，并密切注视前线战场的变化，为党中央敲定中央红军的转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久，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汇报了于都等地的敌情，详细介绍了敌军的分布与活动规律；还报告了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情况，主要任务是对敌军小队保持戒备，而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予以打击、驱逐和肃清；在最后指出，于都和登贤都没有实现赤色戒严，敌探很容易进出，目前正在抓紧西南两方各区日夜加强巡查以及肃反。^[6]
　　曾经在于都扩红的刘英并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所肩负的使命，直到过了于都河后的两三天，两人再次相见。刘英问道：“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殊任务’的吧？”毛泽东答道，他到于都的主要任务是查看当地的地形，以及选择中央红军的突围路线。所以，这时刘英才发现，“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7]。
　　其四，为红军北上抗日制造舆论。
　　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了几份公告，为红军北上抗日制造舆论，顺应民意，扩大红军主张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如6月19日他与副主席项英一起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同月，与朱德一起发表《告白军官兵书》。他又于7月15日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以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与王稼祥共同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7月31日，他公开发表讲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同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区完全配合一致。此时让一支派遣一支队伍北上抗日，其目的在于使全国的民众都明白一个道理，红军才是中国真正的抗日武装，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和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敌人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8]
　　其五，编写了一本《游击战争》，为广大红军指战员开展对敌游击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转移，还强调要通过游击战予以配合，如埃韦特在报告中指出，“不得不把我们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区及其附近地区，使其转入游击状态”^[9]。这样，在7月间，中革军委安排毛泽东写一本有关游击战争的小册子。
　　毛泽东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根据自己多年的游击战争经验，终于完成了《游击战争》一书。全书共三章：《概述》《游击战术》《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分别论述了游击队的发展演变概况，游击队的诸项游击战术原则，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与工作方法等。
　　警卫员陈昌奉回忆，有几次毛主席让他把写好的材料，连夜送下山给周恩来等人看。当时自己也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后来毛主席又请人把写的东西抄好，用蜡纸给刻出来，通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分发到各县区。警卫班的同志也参加了印刷，还每人留了几本进行学习。到后来，他才知道毛主席写的是一本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10]
　　其六，临出发前，妥善布置善后事宜，耐心地做留守干部的思想工作。
　　毛泽东于10月上旬在瑞金云石山的古庙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主要谈了两点：首先，革命前途是光明，请大家保持革命信心；第二，要做好善后工作，要让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坚持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11]
　　紧接着，毛泽东又参加了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干部会议。他指出：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留在苏区坚持工作的地方干部，要继续团结人民，开展对敌斗争。不要畏惧，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一走，革命就会失败。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暂时困难，而要看到革命的希望，要坚信，红军一定会打回来！^[12]
　　因此，毛泽东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可谓心急如焚、紧张工作，一度身患恶性疟疾，高烧不退，但他还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及中央的授权范围内，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补救性的准备工作，有一些成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央红军转移前，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虽然职务不低，但由于离开了中央苏区，又不具体担任军事领导职务，因此，毛泽东事实上处于无权、无事的状态。
　　李德回忆了10月16日晚上，项英与他的一次长谈，还涉及到毛泽东。项英说，毛泽东很可能依靠军队中的领导干部，通过他们的帮助，把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夺回去。李德也同意项英的看法。李德几天后在与博古讲到此事时，博古却很有信心地表示，党的政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而以前在军事路线上的不同意见，也随着各地红军转入运动战和反攻，也都没有了。他还说，自己专门找毛泽东谈过此事”^[13]。
　　由于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案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接受，思想上得到暂时的统一，加上将要连续行军，所以博古认为毛泽东并不会影响他对红军的实际控制。事实上，由于中央“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失利，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思，他觉得再也不能这样领导下去，当然这需要其他领导人的支持。
　　张闻天与王稼祥都在党内、军内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毛泽东早在长征出发前，就已经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进行争取工作。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毛正是考虑到张闻天等人在党内的特殊影响和地位，才在长征路上，用了极大的耐心，想尽办法去接近张闻天，耐心地去开导和说服他，阐述自己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想法。而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那么面临的困难就解决了一大半。接着，通过张闻天再去影响和其他人就会容易得多。^[14]
　　也许，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所受的教育及看问题的方式与自己有很大不同，但为大局着想，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张闻天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当然，对于王稼祥的看法也大体如此。
　　张闻天来到中央苏区虽然参与领导了反“罗明路线”斗争，但随着越来越多地掌握实际情况，他逐渐认识到是自己的失察。此后，他慢慢在思想认识和具体行动等方面与“左”倾领导划清界限，在此期间必然出现与主要领导人博古的冲突，在党史上称为“博洛矛盾”。6月24日，张闻天发表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该文标志着他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束缚，在正确的路线上前进了。^[15]他在出发前夕的9月29日《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表明他的思想已经突飞猛进，与毛泽东的看法越来越接近。
　　长征出发前的一天，张闻天与毛泽东在“云石古寺”前黄檞树下的石凳上聊起天来，两人都把自己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向对方倾诉。他们这次坦诚的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毛泽东得知要把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部队的消息后，立刻向中革军委提出，他要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行军，最终这个意见被采纳。这样，在毛泽东的邀请下，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当时毛泽东的恶性疟疾刚控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二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一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当时的“三人团”忙着指挥战事，顾不上他们。
　　所以，在特定的条件下，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三人谈论最多的就是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得出共识：主要是主观方面，即博古、李德“左”倾领导的错误战略战术所致。在张闻天看来，这个以毛泽东为首的毛张王三位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放下了物质基础”^[16]。
　　后来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指出，毛泽东的观点很快在王稼祥的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他便认同了毛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在自己后来在与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王稼祥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不久达成一致意见，都认为应该尽早召开会议，以解决中央军事领导出现的问题。由于毛泽东身患疟疾，王稼祥腹部受伤，两人基本上被抬着担架走，所以他们三人被索尔兹伯里称为担架上的“阴谋”^[17]。
　　张闻天后来回忆，长征出发后，他与毛泽东、王稼祥几乎天天在一块行军。毛泽东不断向他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的军事路线的重大错误。张闻天很快就接受了毛的正确意见，同时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左”倾错误的斗争，并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18]
　　一次在黄平的一片桔林休息时，张闻天与王稼祥就商量，看来仗再这样打下去肯定不行，还是要请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晚就把这一消息及时告诉了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他们也都赞成在适当的时候开个会，改由毛泽东指挥。^[19]
　　据聂荣臻回忆，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他与王稼祥一起行军时，两人经过交流，达成了一致意见。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还说：“到时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20]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强调，如果没有张闻天和王稼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阵营中分化出来，是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的。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两个人，他们的作用很大。^[21]
　　因此，基于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负责，毛泽东在长征初期与张闻天、王稼祥长时间地深入交换意见，获得了他们对自己正确主张的支持，为后来争取更多数的党内、军内领导干部，以及最终召开遵义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5年2、3月间，在保存的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继而由黎平会议最终决定。^[22]可见，要召开遵义会议绝非易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次争论，以及召开多次会议，逐渐统一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思想，最后水到渠成的，过程大致如下。
　　首先，湘南争论。
　　延安时期，博古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省，长征途中毛主席反对“左”倾错误领导，是从湘南争论一直到遵义会议。^[23]可见，湘南争论就是遵义会议系列会议的肇始。
　　中央红军在1934年11月中旬越过了设在湘南一带的第三道封锁线。虽然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但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在获悉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和路线之后，必定会在红军的前进道路上预伏设置一个又一个布袋阵，等着红军去钻。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了解和游击战争经验，认为湘南地区的革命条件较好，故提议：乘国民党各“追剿”大军没有完成包围圈的封堵，赶紧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并寻找机会先歼灭一部敌军。这样的话，有希望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想法比较接近，也向中央提议，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等地进军，以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人，迫使“追剿”军改变部署，以牵制敌人，否则，红军将被迫翻过湘桂边境的山脉，与桂军作战，这会对红军很不利。^[24]
　　李德则提议，在强渡湘江，也就是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立即向湘桂黔三角地带前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情报显示，敌人在那里没有修筑防御工事。毛泽东当即表示反对。^[25]这里，也从另一面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据理力争时的急切心态。
　　这是毛泽东与“左”倾领导有关红军去向的一次重要争论，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响应的人也很有限。结果，博古、李德对毛泽东的建议不屑一顾，命令部队强渡湘江，试图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从而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
　　其次，老山界争论。
　　12月1日，中央红军虽然艰难地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自转移以来，队伍已由最初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元气大伤。许多红军指战员进行了反思，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前后的比较，逐渐发现这是由于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导致的。此时，部队中已经显露出怀疑和不满的情绪，同时极力要求改变现有的领导。这种情绪，随着湘江战役的失利，达到了顶点。^[26]
　　翻越老山界期间，中央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各种情报显示，在与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早已埋下重兵，红军去湘西已失去战略意义。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应该放弃去湘西的原定计划，而改向敌人实力较为薄弱的贵州转兵。博古、李德对毛泽东的意见又置若罔闻，还把希望寄托于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27]
　　这次，虽然这次有了张闻天、王稼祥的帮忙，但毛泽东还是未能改变博古、李德的强硬态度。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努力终会有回报，随着战局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支持自己，只不过亟需等待更好的机会。
　　再次，通道会议。
12月12日，部队到达湖南通道，中央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范围不大，失去军权的毛泽东破例受邀参会，主要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伍修权后来回忆，当部队进入湖南通道时，得到确切情报，蒋介石已知道中央红军的意图，正在去湘西的途中布下了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就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提议，要改变红军的行军路线，改道去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28]
　　李德对这次会议也印象颇深，他说道，是否可以让那些追击的敌人超过去，红军在他们背后突然向北，还是与二军团汇合。结果，遭到多数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特别重申，往西进入贵州。这次毛泽东获得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尤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经会议表决，毛泽东的建议获得通过。^[29]
　　这一次，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李德气得提前退场。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根据会议精神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相机进占黎平”^[30]。
　　客观上讲，由于毛泽东的努力，通道会议只是在战术上做了改变，因为向西进入贵州后，还要寻找机会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暂时解决了部队的行进路线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
　　又次，黎平会议。
　　12月15日攻下贵州黎平后，但北上与西进的争论并在继续。12月18日，毛泽东受邀出席了黎平会议，主题是继续讨论红军的前进方向。博古旧调重弹，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但托人带来了与博古一致的意见。毛泽东据理力争，仍主张去川黔边。经过表决，毛泽东再获多数人支持，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拍板，决定采纳毛的意见，西渡乌江。
　　这次会议，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明确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一直都在争，但在黎平尤其白热化。李德的主张非常错误，会自投罗网。他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沿红六军团的路线西渡乌江北上。此后周恩来对李德不再信任了。^[31]
　　会议通过了决定：“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32]
　　除了讨论战略方针外，会议还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初步进行批评，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开会，总结经验教训，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直接依据。
　　毛泽东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他又争取了多数人的支持。这次会议通过决议的形式正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部队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最后，猴场会议。
　　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再次重申己见。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不符实际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决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先占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另外，关于今后的作战方针、时间与地点的选择，中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33]
　　它产生了两个重要作用：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又表明党中央由被动开始转为主动；实际上改变了“三人团”成立以来党内的不正常局面，即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实现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
　　虽然猴场会议很重要，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争论并未终结。正如周恩来后来回忆，从黎平往西北，经黄平、乌江，直到遵义，沿途的争论都很激烈。在此期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的许多同志接受他的正确意见。^[34]
　　因此，面对长征初期的一系列争论和一系列会议，毛泽东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让红军广大指战员慢慢形成共识：“左”倾领导的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毛泽东应该出来工作。所有的这一切都促成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毛泽东从中央红军长征的准备阶段，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并非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或者处处与“左”倾领导唱反调，而是积极主动作出了较大的历史贡献。通过在中央苏区后期以及长征初期的坎坷人生经历，他已经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在逆境中体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良好心理素质与高超的领导才能。当然，这些又与伟大的长征精神紧密相连。
　　首先是坚定信念。毛泽东从中央红军长征前的三年开始，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还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长征后又连续行军，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可谓危险重重。可以想象出，自己的建议屡次被拒绝，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如果没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坚强的理想信念、钢铁般的意志，以及对党和红军的高度责任感，几乎很难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
　　其次是顾全大局。毛泽东经受住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与打击，面对种种困境与不理解，他坚持原则，在不放弃自己正确主张的前提下，能做到顾全大局，尽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自己的贡献。他相忍为党，以宽阔的胸襟耐心地进行劝说，从而团结了大多数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态度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后是实事求是。“左”倾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促使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反思。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与命运着想，毛泽东不断从经验教训中进行总结，按照中国的革命规律办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毛泽东才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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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bet356官网教学科研部教授、博士后）